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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失控,越控制:过去20年,世界发生了什么?

发布时间:2021/1/3 11:49:34   浏览次数:1216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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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微信公众号千字文华

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,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她。——茨威格

2020年,大量黑天鹅事件,集中爆发,坊间一度笑谈:“2020年,什么也没干,只见证历史了”。

然而,这并非网友的戏谑,许多学者甚至开始讨论,是否应以2020为界,将人类的纪元重新定义为新冠前(Before Corona),和新冠后(After Corona)。

2020年,是21世纪前20年的最后一年。过去20年,物质充裕与精神空虚、经济繁荣与贫富悬殊、技术进步与社会重构,大国崛起与文明陨落,种种交织在一起的因素,让这20年的历史像被按了加速键,在疫情的冲击下炸裂开来。

21世纪前20年,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,但又矛盾重重的时代。如果我们把过去的2020年,放入21世纪前20年之中进行考察,也许会惊讶地发现,正在发生的一切,其实早已注定。

20多年前,凯文·凯利曾这样预言全新的世纪:“所有的火焰都将熄灭,所有变异都趋于平淡,所有结构都将自行消亡,所有的秩序都将归于混沌,所有的控制最终都将失控。”

今天看来,凯文·凯利成功预言了一切的失控,但他所没有看到的是:有失控必然有控制,过去的20年,一边失控,一边控制。甚至可以说:所有的失控,都重回控制。

2001年,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,加入WTO。不久,欧元正式成为欧盟的合法货币,至此,经济的全球化,驶入了快车道。

因此,2005年,对全球化充满了美好想象的学者托马斯·弗里德曼满怀憧憬的预言道:“世界正被抹平。”

然而近20年后,人们发现,世界并不是平的,地球依然是圆的,上面住着两百多个国家,所有国家都有国界线,许多国家并不愿看到世界“被抹平”。

“试图抹平一切”与“顽强地抵抗被抹平”,这一冲突的根源,是经济与政治遵循着完全不同,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运行逻辑。当情境相合时,二者相向而行,当情境相悖时,失控也就成了必然。

▍经济全球化的逻辑:世界是平的

2007年,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·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了一个新词——“中美国”(Chimerica)。

弗格森笔下的“中美国”,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的经济繁荣。以IT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日新月异,国际贸易空前繁荣,全球资本自由流动。

这就是最大消费国(美国)和最大储蓄国(中国),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在全球化逻辑下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。

当政治家与企业家共同遵循市场的逻辑行事,他们所编织的新世界必然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消除国界、互利共赢的共同体。

因此,当全球化促进合作共赢时,全世界最优秀的企业家、政治家无不拥抱全球化,为全球化鼓与呼。

▍政治的逻辑:民族国家本位

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,是过去20年的黑天鹅事件之一,也拉开了民族国家本位的政治大幕。近两年,全球化曾经的主导者美国也要求退出WTO。

在政治的阻击下,一股强大的“逆全球化”浪潮愈演愈烈。经济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,在这一节点上正式分道扬镳。

美国思想家、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一书作者托马斯·索维尔说:“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,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。”反之亦然。可见,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根本冲突在于:

经济无国界,但政治有国界;经济趋向失控,政治的天性是控制。

打破现有的平衡,进行破坏性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;但是,政治的首要问题是维系稳定与平衡。卓越的企业家,考虑问题以世界为单位,像马斯克那样的企业家甚至以宇宙为单位考虑问题,而政治家考虑问题则必须以国家为单位,奉行本国利益优先。

因此,当政治全球化止步不前,经济全球化在狂飙突进后的突然失控——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也就成了必然。

▍新版全球化仍在酝酿之中

近些年来,虽然后发国家纷纷要求改造国际政治秩序,发达国家也强调旧秩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,推出多个新版的全球化构想。但是,不仅两个阵营的具体主张大相径庭,即便在两个阵营内部,意见也远未统一。

正如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一则寓言:天鹅、梭子鱼和虾一起拉车,天鹅朝天上拉车,梭子鱼朝水里拉车,虾想朝后面拉车。这辆车最后又将开往何方呢?

可以肯定的是,无论最终哪个版本成为现实,经济权力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张力与矛盾,仍将贯穿接下来的几十年。

技术迭代,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底层动力之一。如果说20世纪,工业重塑了一切,那么21世纪,互联网正在颠覆一切。

互联网让传统的一切彻底失控了,当互联网将信息的时空界限彻底洞穿,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些坚固的边界,也瞬间消失了。

▎技术赋权与“无用阶层”的诞生

在保守主义思想的叙事中,人人(因上帝)造而平等;欧陆启蒙运动则认为人人生而平等。当技术打破人类生活的一切边界,就像“上帝”一样,赋予每个事实上并不平等的人,以平等的权利。

过去20年,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,实际上正在重塑世界——从商业到政治,从生活到职业。一个人能获得什么商品,接触什么媒体,如何与世界链接,如何理解这个世界,几乎全都依赖新技术,依赖于算法与大数据。

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弱势阶层或边缘群体,也能在互联网中与他人一样接触到几乎完全平等的信息。

然而,技术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,也接管了整个世界——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,谁控制着大数据,谁就控制了世界——因为数据成了新的“独裁者”。

技术可以重构社会结构。马克思说工业革命带来了无产阶级。那么未来,互联网技术革命也会带来一个庞大的新阶层——无用阶层。

人类日常交流、生产、购买等等一切行为的本质,其实都是一种信息传递。在信息时代,对于接受与执行信息来说,人工智能比人的效率更高,换句话说,他们比人更适合工作。

农业时代,95%的人生产,5%的人消费,与之对应的是贵族与平民之分的等级秩序。

工业时代,95%的人生产,95%的人消费,与之对应的是民主时代的平等秩序。

如今,人类即将进入到5%的人生产,95%的人消费的信息时代,很多人将沦为只提供数据的“数据人”。

因此,技术走向“失控”的结果,就是“大数据”的独裁——

美国思想家罗素·柯克在《保守主义的精神》一书中写道:“一个国家里,如果一个人或一小群人能够不加控制地主宰其他同胞的意志,那么不论这个国家被称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,它在实质上就是独裁。”

过去,专制对人类的控制,是显而易见的;而未来,新技术对人类的控制却悄无声息。因为,算法不单能通过信息的推荐影响人的决策,更能通过控制信息管道,营造出每个决策来自人“自由意志”的假象。

在技术和算法面前,所有人都“自愿”地奔向大数据独裁的“美丽新世界”。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失控,正在回到新的控制——大数据的独裁。

▎巨头公司:巨富的“制造者”,权力的第三极

如果说全球化的逻辑是世界是平的,那么将世界抹平的,正是这些控制新技术的巨头公司——过去20年,世界前20名的公司,越来越集中在互联网领域:谷歌、亚马逊、苹果、微软、facebook,中国的阿里、腾讯、字节跳动、美团,等等。

随着互联网承受的信息越来越多,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在以指数化的速度,成为巨富的“生产商”。

2004年8月19日,谷歌上市当天的市值就达到230亿美元,在此之前,通用电力耗费了几代人的时间才使市值达到27亿美元,而谷歌,只用了1分钟。

2020年,苹果市值高达2万亿美元,已超过了俄罗斯的年GDP总额;现金储备,相当于14亿中国人一个月收入的总和。一个段子生动地描述了信息技术对传统行业的降维打击:一部苹果手机就可以同时打败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杂志、手机、照相机等等行业......

互联网巨头不仅自身成为没有国界的新罗马帝国,也在批量制造着超级巨富。如果前不久的蚂蚁金服上市成功,据说CEO彭蕾的身价,将在一夜之间达到2077亿。

没有互联网技术颠覆不了的边界,没有互联网创造不了的财富神话。一切都在等待被互联网重新颠覆。互联网巨头获得了几乎可以和政府比肩的权力,它们控制的社会资源,甚至比许多中小国家都强大。

世界上有三种权力,除了传统的政治权力,知识、财富也是重要的权力来源。互联网巨头公司的诞生,必然对原有权力结构造成巨大冲击,必然会引发新旧权力的博弈。

2000年,一种全新的大众媒体——“博客”开始流行,新媒介的产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,他们说,大众听,人们对思想、文化的向往和尊崇,对社会问题的关注,成了孕育意见领袖的沃土。

20年后的今天,那些真正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,在进行非专业领域的评论时,也纷纷遭到大众对其判断力的严重质疑。

更流行的说法是,知识分子“翻车”了。换句话说,知识分子失控了。

▎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失控

工业时代,一边是大众教育的普及,一边是发声的渠道被电视、报纸等传统渠道垄断。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,首当其冲的是打破了信息渠道的垄断,过去20年,人类进入社交媒体时代。既然人人都可以发声,有几个人还愿意听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训导?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被稀释、摊薄。

问题随之而来。社交媒体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,每个人都试图控制发言的管道。但无论什么年代,最容易引发关注的,无外乎两种内容:少之又少的真知灼见和危言耸听、哗众取宠的低劣信息。如果前者稀缺,后者一定失控。

于是,转发最多,传播最广的,一定是情绪强烈、言辞激烈的,正所谓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内容。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理性、深邃的言论,往往没有市场。

结果是,人们不再关心事实和逻辑,只关心立场和情绪,真相烂尾,共识梦碎,舆论场不再有凝结核。

▎知识分子形象的坍塌

现代世界主要是由两场思想革命塑造的:一是宗教改革;二是启蒙运动。两场运动的方向不同,导致的结果也存在巨大差异。

许多知识分子获得了此前由神父、牧师掌握的话语权。他们扮演起先知的角色,先是“接管”了此前由教会主导的大学,此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,又主导了传媒。双管齐下,他们成了不证自明的社会的“良心”和“灯塔”。

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一书作者托马斯·索维尔说:“知识分子实际上掌握着巨大的权力,这是一种最隐秘的权力,那就是思想标准的制定权,而且他们还能享有一种特权,那就是不必为思想的后果负责”。

结果,在20世纪,很多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为社会病症所开出的“药方”,通常被认为是巨大社会性灾难的根源。

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作者托马斯·索维尔

阳光底下无新事,20世纪的历史,更是21世纪的现实。

当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的言论与21世纪的大众媒体相遇时,喧嚣的时代就来临了,知识分子的话语被任意解构,曾经高高在上的“社会良心”、“人生导师”,转眼间就被扣上无数数不清的大帽子。

众声喧哗等同于众声淹没,舆论越多元,人心越荒芜,精神越苍白。

2020年对中国的思想市场来说,是撕裂的一年:围绕疫情、美国大选等公共事件的大辩论 ——知识分子群体不是因思想相左而割袍断义,就是到了形象坍塌的地步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,索维尔的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被再度热议,或许是应有之义。

人们常说,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,就有什么样的命运,一个国家,有什么样的思想,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。

这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,那就是一个国家对于接受什么样的思想,有大致的共识,然而,在这个话语权走向失控,再也难以凝聚的时代,知识分子又将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?或许,我们还需要重读这本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。

过去的20年,有两场大瘟疫席卷全球:

一场是发端于2002年的非典型肺炎,一场是2020年的新冠病毒。

这两次瘟疫的共同点是,人类迄今还没有找到发病原因和特效药;不同在于,后一场瘟疫让大半个世界彻底失控了,持续的时间和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几乎空前。

据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,截至北京时间12月30日,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82314931例,换句话说,已经有全球总人口1%以上的人,感染了新冠肺炎。

▎科技让人类无所不能,疫情让人类无所适从

过去的20年,是人类理性飞速发展的20年,人类利用科学一度战胜了饥荒、瘟疫以及各种自然灾害。理性的狂飙突进,让人类信仰的对象从宗教变成了科学,“科学主义”大行其道,似乎只要掌握了科学,就能掌控一切。

然而过去20年的尾声之际,上帝好像以一双无形之手为理性的高涨猛进踩了刹车——人在瘟疫面前无能为力,这让所有人意识到,科学本身的局限,和人类理性僭越的后果。

一方面,疫苗的研发显然只能落后于疫情的爆发;另一方面,随着疫苗应用的种种不良反应,没有证据表明人类一定能研发出对所有人都有效的疫苗。

在基因工程等尖端技术面前,人类可以编辑基因,可以设计自身。然而,突如其来的疫情,让无所不能的人类,变得无所适从。

▎一次社会治理的危机

如果说2020年的新冠疫情有什么副产品,那一定是由疫情引发的关于自由与秩序,以及应对公共事件的两种不同治理模式的反思。

在新冠疫情中,美国多州爆发反对口罩令的游行集会

“不佩戴口罩是我们的自由”“封城是不人道的”......自疫情爆发以来,西方世界的种种新闻,一次又一次地令中国人大跌眼镜。

关于自由与秩序,以及社会治理模式,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事逻辑:

一种是集体主义式的:秩序高于自由,公共利益大于个人自由,与之对应的是能够集中一切力量,调配所有资源的举国体制。

另一种是个人主义式的,自由高于秩序,反对抽象的、空洞的公共利益,与之对应的,是站在举国体制对立面的自发秩序与自治模式。

两种价值观、两种模式究竟孰优孰劣?过去20年的历史,恐怕还没有定论。但至少可以讨论的是:社会治理的对象,必须区分为常态与非常态。像新冠疫情预测、预防、治疗之难,影响之坏的公共事件,显然属于非常态。

正如美国思想家罗素·柯克在《保守主义的精神》一书中写道:“一个公正的政府在权威的诉求和自由的诉求之间,始终维持着一种健康的张力。”

因此,比回答两种价值观、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更重要的是,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,先要确定讨论的对象,到底是常态事件还是非常态事件,否则,又是另一个版本的鸡同鸭讲。

20世纪的最后10年,柏林墙轰然倒塌,东欧剧变、苏联解体接踵而至。当时的西方文明,几乎一枝独秀,美国更是成为一超独霸的超级大国,甚至被誉为人类文明的灯塔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可与之相提并论。当时的世界秩序甚至一度被称为“美利坚治下的和平”。

因此,政治学者福山大胆预言:“随着冷战意识形态的终结,以美国制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将使历史走向终结”。

然而,21世纪前20年过去了,历史非但没有终结,反而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失控,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,似乎敲响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丧钟。

▎从9.11恐怖袭击到欧美的“绿化”

2001年9月11日,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。

2015年1月7日,法国《查理周刊》总部遭恐怖分子袭击,12人死亡。

2020年10月16日,巴黎郊外,47岁的历史教师萨米埃尔·帕蒂,因为向学生展示与宗教有关的漫画,被当众斩首。

这一系列事件,被解读为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“文明的冲突”,而冲突的源头则是西方世界自毁根基的移民政策——恐怖活动都是西方国家内部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移民,精心策划实施。

正如亨廷顿在上世纪末所预言:“当人种和民族单一的国家不复存在,内部多元主义文化造成的价值混乱,将使塑造西方文明的文化根基遭受严重侵蚀。”

▎次贷危机:资本腐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

2007年,美国次贷危机爆发,这场违约风暴迅速席卷整个世界,升级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。

2008年9月15日,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,危机彻底失控

这场堪比1929经济大萧条的金融危机,让无数美国人无家可归,一夜之间陷入赤贫,同时也让全世界掉入了深不可测的泥潭。然而,危机的始作俑者者——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,非但没有锒铛入狱,反而大开香槟,因为他们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奖金。

当华尔街沉迷于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,试图不加节制地赚快钱时,金融的崩溃也就成了必然。正如沃顿商学院前院长拉塞尔·帕尔默所说:贪婪才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。

其实,金融寡头贪婪背后的根源在于,他们不断背离美国“创造、节俭、奉献”的保守主义精神,利用美元“国际结算货币”的地位,利用金融优势赚快钱,而这种赚钱模式成为主流后,一定会产生毒瘾般的依赖,使经济的根基彻底溃烂。

结果,资本最高阶段的金融寡头,侵蚀了资本主义的根基。过去20年,美国的制造业快速空心化,好的传统企业也越来越少,连美国工业皇冠上的明珠——波音,也濒于破产。

▎没有力量的理想,是空想;没有理想的力量,将蜕化为暴力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在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一书中说:“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,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,那就是它的价值观。”

人类历史上,任何一个能够主导世界的大国,不仅需要经济、技术、军事等硬实力,更需要向全世界输出一套理想——一套能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价值体系,和可以不断拓展的秩序。

对大国而言,力量与理想是互为倚靠的两个要素,没有力量作为支撑,理想只能是空想,没有理想作为引导,力量将会蜕化为暴力。

换句话说,没有实力,根本不可能主导世界,但仅有实力,如果提供不了能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和秩序,那么,就不会有国家自愿加入这一秩序。相反,强大的硬实力,还会成为让世界恐惧的东西。

实力与理想,最终会外化为一套完整的制度,制度不仅成为主导大国的品牌,更成为全世界后发国家膜拜的精神图腾。例如,20世纪90年代后,西方文明的绝对优势,使其成为几乎一切标准的制定者,任何非西方国家,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向西方学习。

然而,制度只是表象,文化与信仰才是根基,经济全球化、政治多元主义的大背景下,当不同信仰的移民潮水般涌入,当贪婪的金融寡头腐蚀了西方文明的根基时,西方的衰落再也无法避免。

2020年下半年让世界大跌眼镜,至今尚未尘埃落定的美国大选,更是敲响了西方文明衰落的丧钟。因此,有人说,2020年之后的世界秩序,已经进入到了新的战国时代。

不过,当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,纵观整个西方文明史,不难发现,不同于东方“超稳定-超震荡”的历史循环,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“文明的接力长跑”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,再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,每次都是浴火重生后的凤凰涅槃。那么,此次衰落,到底是衰亡,还是又一场浴火重生的开始?答案只有上帝知道。

20年,在历史长河中几乎可以略过不计。但是,21世纪刚过去的20年,不同文明的崛起与衰落、经济的繁荣与价值的堕落、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从一路破壁到墙体林立……历史没有终结于普适价值,相反,历史走到了重估一切价值、重塑新秩序的十字路口。

回望过去20年,要么被纷繁复杂的表象迷惑,要么洞悉历史深处的核心冲突。本文是先知书店编辑团队反复阅读文中多次提到的《保守主义的精神》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等作品后,对过去20年的总结与思考。因此,我们也将这三本书推荐给对本文话题感兴趣的朋友。

除了“失控VS控制”的冲突,过去20年至少清晰的告诉我们:

1. 历史的发展,并非是线性的、进步的,相反,经常是无序的、混沌的、涌现的,甚至是可逆的、倒退的——过去20年至少如此。因此,洞悉复杂世界的本质,需要更有解释力的思想武器和认识工具。

2. 人类理性一次次高歌猛进,又一次次自我毁灭;上帝能做到的(人因造而平等),技术进步看似也做到了,但技术很快摧毁了一切价值与意义。“信仰之下的理性”—这一保守主义的精神,在保守主义节节败退的今天反而彰显其价值。

3. 2020年,甚至过去20年的价值撕裂,很大程度上是由时空错位导致的价值混乱所造成——如果以现代文明为锚点,尚停留在前现代的国家,应该往前走,已步入后现代的国家,则应回归其保守主义的价值锚点。

然而,很多知识分子却无视这种时空错位,将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,结果让社会的普遍认知,封存于前现代的记忆之中。

从1840年——中国被裹挟到全球化的第一个庚子年开始,“从世界看中国”盛行百年;过去的20年,中国从入世到崛起,让“从中国看世界”成为主流。然而,正如王人博老师在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一书中所说:对一部复杂中国现代史来说,使用任何一个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合适(P71)。那么,从2021年始,我们能否告别这种二元思维,站在智者的肩上,学会“从世界看世界”?

为此,先知书店再次推荐“洞悉21世纪前20年核心冲突”书单:《保守主义精神》《知识分子与社会》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,三本书,三种维度,洞悉复杂世界背后的核心冲突。


策划出品:先知书店

撰稿:先知书店愈嘉、屏营

特约撰稿:萧三匝

编发:先知书店店长、张缘

美术:刘煜杨、柏果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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